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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长期共事,相知甚深”——邓小平怀念刘伯承
发布时间:2015-11-18 浏览次数:743 来源: 中红网 【返回首页】

刘邓配合默契,指挥若定


刘伯承、邓小平在野战军的干部会议上


1948年11月,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,组成由邓小平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,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

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多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,刘伯承、邓小平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,共同经略晋冀鲁豫、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,亲密无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刘伯承、邓小平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。而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,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频繁的战争过程中,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,刘伯承、邓小平又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,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刘伯承、邓小平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。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,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。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,也就难以把刘伯承、邓小平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。

 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、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:“在刘邓之间,是难以放进一个‘、’的。”

  在刘邓共同指挥一支部队的13年中,我有幸在刘邓身边和这支部队中工作,因此,我把这13年的日记结集出书,命名为《刘邓麾下十三年》。

  刘邓连结在一起,像一座威严的山,一座威严的太行山,一座威严的大别山,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。

 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景,有两次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
  一次是在1942年春夏,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“扫荡”,而后一次是空前的“大扫荡”。日寇春季“扫荡”给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。为了扭转这个局面,准备对付将来更大的困难,邓小平政委去中条山,刘伯承师长留太行山。3月中旬,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到太岳区。两人分手后,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,老到作战科、机要科查问:邓小平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?当时敌寇修筑了白晋铁路,插进晋东南,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。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:邓小平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。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,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。那时,我在机要科工作,作战科参谋问得我们都烦了,我们把门关住不让他进。天快亮了,刘伯承到机要科敲门,适逢陈赓来电,他站在译电员身边,译一个字,看一个字,不时猜一个字,猜得还很准。我们还未译完抄好,他就知道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,这时他才放心回去睡觉。

  邓小平到太岳不久,因侵占了我浮(山)冀(城)地区的阎锡山部队配合日寇继续向我进犯,便由邓小平统一指挥太行部队三八五旅和太岳部队三八六旅、决一旅、二一二旅等部,于4月15、16两日,进行了浮冀自卫反击战。战役胜利结束后,邓小平才去中条山。

  自刘邓分开后,司令部向下发的电报仍是署“刘邓”或“刘邓李”。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,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,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,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“训令”、“号令”、“预先号令”或者“命令”,部队无不坚决执行。这怎不叫人敬重!敌人怕刘伯承,也怕邓小平,曾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,并在相片的下面加上了“在太岳”三个字。在太行,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是“独眼将军刘伯承”,也专印了刘伯承的相片,并把刘伯承的履历表一起印在相片上。这些材料,是我们部队在缴获日军文件中发现的。

  再一次是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。

  1947年8月6日,刘邓布置所有部队机关整顿10天左右,可8月7日刘邓改变了自己先前制订的、中央也已同意了的计划,迅疾抓住有利时机,率领一、二、三、六4个纵队12万人,浩浩荡荡涉过黄泛区,强渡汝河,似一把尖刀直插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大别山。8月28日就胜利到达大别山脚下、孙铁铺以南、朱凹以北之郑家大湾、张家湾、王家湾。8月30日,邓小平在向部队作报告时,庄严宣告:“我们已到大别山了。”

  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。刘邓所带部队的老底子,就是徐向前元帅多年培养的红四方面军,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。现在老红军老部队回了家乡,谁不想打好仗,做好群众工作,站稳脚跟呢?可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下已搞得贫困不堪,加之历史上有我们部队的四出大别山(一是红四方面军西征,二是徐海东到陕北,三是高敬亭东进,四是李先念突围),有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,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,讲到分配土地时,群众说:“不用你分,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。”“在我们大别山,你们有过四次走出,没有一次不是搞到箩里精光(罗山、礼山、经扶、光山),最后还要到剥皮(陂皮河)才走的。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(北方人)不走。”在革命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巧合、这样的创痛!说来,大别山人民也真够苦的。

  为了要在大别山站稳脚,刘邓把高度集中的大部队撒开,变成麻雀满天飞,准备在半年里同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它几个回合。在威严的大别山,这对我们的部队是何等复杂何等严峻的考验!当这种周旋进行到第三个回合时,蒋介石动用4个整编师、33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,命令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,采取强大纵队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战法,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。坚守大别山的关键时刻到了。

  这时在外线,有陈粟、陈谢两军在郑州至信阳段发起攻击战役支援我们,以调动大别山的敌人。我们大别山的部队,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,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,以求彻底撕破敌人的阵势。刘邓命令南下的后续部队十纵和十二纵分别向桐柏区(大洪山、桐柏山)和江汉区挺进,同时命一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,前进500里,北渡淮河,在淮西展开。

 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,刘邓二人又分开了。邓小平同李先念、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,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。刘伯承、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转移至淮河以北,指挥外线各纵。

  12月10日夜晚,刘邓二人在王家湾(黄陂站西北)分别。邓小平说:我到底比你年轻,留在大别山指挥,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。刘伯承说:警卫团都给你留下,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;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,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。

  当天夜晚宿营,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、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,即与敌军混住在一起。真巧,刘伯承住的是一个没有敌人的小村庄叫何小岩。这时敌我都没有发现对方,因为双方都疲劳不堪了。当敌人电话兵把线架到我们二局电台时,我们听到了北面的零星枪声,于是各个机关分队立即闪电般地集合起来,迅速向南走。此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机枪声、炮声大作,敌机也很快来到我们上空盘旋。天亮了,只因云低雾大,敌机才始终未发现我们。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同张际春、李雪峰说:“天助我也,天助我也。”又说:“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,一有危险,雾就来了,真有他的道理。”

  邓小平那里,当晚听到北面的枪炮时担心得很,估计刘伯承遇到了敌情,马上令六纵派一支部队向北策应,以吸引敌人到南面来。直至不久以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,他才完全放下心来。

这以后,敌人在大别山处处围攻,处处扑空,处处受到邓小平在内线指挥的或集中或分散的部队的打击,驻广济的敌青年军一部被我歼灭。在外线,一纵卡住了淮河,在淮西十几个县展开。进入江汉区的部队越过汉水直抵潜江、石,威胁了武汉,威胁了敌人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。十纵和十二纵先后创建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,吸引大别山的敌军向外扩散。

  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,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,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,这一点从未露出来,一切电报仍是签署“刘邓”二字。这时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政委,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,都是签署“刘邓”二字。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,刘、邓才分别向中央、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。

  刘伯承元帅逝世的时候,邓小平同志率全家去参加追悼会;并在他写的《悼伯承》一文中说:

“伯承久病,终于不治。我和他长期共事,相知甚深。他的辞世,使我至为悲痛。”

  “我们一起工作,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,一个师长,一个政治委员,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、第二野战军,前后共事十三年,两人感情非常融洽,工作非常协调。我比他小十多岁,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,但合作得很好。人们习惯地把‘刘邓’连在一起,在我们两人的心里,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。同伯承一起共事,一起打仗,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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